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城市哲学则是对人类迈入都市社会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的思想操演。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迅猛扩张与全球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巨大时空变迁与日常生活结构转型，城市空间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时代意义，它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事关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的未来，已成为哲学理论反思的重要课题。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开辟了城市空间哲学研究一股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潮流[1]，其思想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诸如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保罗·维尔诺、伯纳德·斯蒂格勒等人那里产生了诸多化合反应。2020年去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试图发扬列斐伏尔城市空间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认为列斐伏尔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完全都市化的预见，如今已经从潜在的、虚拟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无可争议的社会现实。斯蒂格勒基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提出智能城市的概念，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城市化应用与发展是智能城市成为现实的重大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批判与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哲学视野在当代智能城市问题上偶然相遇了。简言之，列斐伏尔提出的都市社会问题更新升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工业城市问题，使都市社会成为一种研究范式，斯蒂格勒则在数码资本主义或者智能城市时代再次发现了列斐伏尔有关完全都市化、城市信息化、城市权利等重要理论的当代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全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总问题。作为技术批判哲学家的斯蒂格勒，侧重于从人类身体器官的生物进化史和外化史来理解城市智能的问题；与之不同，列斐伏尔则倾向于从社会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角度来理解人类空间生产、栖居的意义以及差异性的都市社会。要理解智能城市，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本文试图通过审视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斯蒂格勒对智能技术时代都市空间生产状况的独创性哲学阐释，为诊断当下都市空间的生产特征、权力机制及其矛盾后果提供镜鉴，为展望人类未来理想的城市社会图景提供一种可能的新视角。

一、自动化社会：智能城市的虚拟与实现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都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一生著述颇丰，在1968—1974年间，他集中创作出版了《进入城市的权利》(1968)、《都市革命》(1970)、《从乡村到都市》(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即《进入城市的权利》第二卷，1973)以及最终的集大成者《空间的生产》(1974)。由此，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大约在同一时期共同开创了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流派。通过将批判哲学的根本问题域从宏大的社会历史规律变迁转移到对微观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世界，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翼批判哲学焕发出新的时代色彩。日常生活、城市权利、都市革命、都市社会以及空间生产等重要哲学概念的创造，为我们打开了把握新时代、诊断新问题的别样天地。如果把马克思的著作看作是对颠倒的世界的揭露以及对矫正它所做出的尝试，那么列斐伏尔则意图为颠覆世界的使命增加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通过都市革命、都市社会、差异性社会空间的生产规划补充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革命的理想[2]。社会的完全都市化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指示了社会向一种都市社会彻底转变的前提和可能性[2]167。

首先，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空间中心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都市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以及《空间的生产》的深度阅读，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列斐伏尔在他的时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社会空间中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以及智能技术的都市化、空间化。不过由于彼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列斐伏尔没有看到也没有对智能城市问题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系统性论述。斯蒂格勒随后在《自动化社会》一书中指出，列斐伏尔有关完全都市化和信息技术的都市化思想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城市智能与智能城市社会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方法论洞见和乌托邦想象。(1)除了对完全都市化社会的想象之外，列斐伏尔还预见到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对整个城市空间的网络化结构化重塑。许多深刻而富有预见性的观点如散金碎银分布在他的著作中，例如，“我们的房屋会变成可以从各个角度透视的，能量流以各种各样的途径使用与消耗尽：水、气、电、电话线、收音机和电视信号，如此等等。它的不可移动的画面将被一组完全动态的画面所取代，被一束进进出出的导管所取代……类似的观察还可以用到有关一整条街道、一条输送导管所组成的网络上面……或者与整个城市有关。”参看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Blackwell Ltd,1991, p.93.与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一道，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重点阐述的科学技术成为固定资本与一般智力，在如今“完全自动化社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检验[3]。斯蒂格勒试图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列斐伏尔曾经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于是，自动化社会或者智能化城市社会就成了斯蒂格勒非常急迫研究的重要社会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列斐伏尔的城市图绘中，完全的都市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市化扩展甚至会达到覆盖整个星球的程度。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将这种扩张现象概括为一个“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的过程，这个过程将郊区、乡村、荒野等大片的土地空间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个支撑都市生活方式的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物质关系的总体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的总体系统，形成了世界规模的都市网络(urban fabric)。”[2]年，列斐伏尔对在欧洲刚刚出版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展开了研究，尤为关注马克思提出的工人对机器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是指出社会知识与一般智力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整个社会生活已经“沦落到由知识来控制”，自动化机器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直接的器官”[4]55-56，以至于，人类自身掌握的技术知识或者一般智力脱离人类的掌控而发展为资本的内在属性了[5]92-93。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逐渐转向了对空间本身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信息技术、电子机器以及诸种自动化设备逐渐从工厂空间扩展到了城市街道、日常生活空间中，与城市空间融合为一体[4]。这种融合日益使得都市空间替代工厂空间，汇聚了“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智能化的方面”[6]390。此刻，资本主义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器”[6]345。列斐伏尔启发我们要时刻关注智能技术城市化的现代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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